老外红卫兵自述文革:父母获周恩来道歉

  老外红卫兵自述文革:父母获周恩来道歉

  本刊特约撰稿/米鹤都

  柯马凯(Michael Crook),英国人。其父戴维·柯鲁克和其母伊莎白·柯鲁克,均为英国共产党党员,抗战中来华,终身在中国工作。柯马凯1951年出生于北京,文革中,参加了红卫兵组织。以下节录自柯马凯口述。

  其实文化大革命,在1964年就有点迹象了,到处都在讲“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特别关心社会主义建设等政治问题。我回家以后,我父母,尤其是我爸,总是爱讲些政治方面的东西。他们当时对毛泽东这一套都接受,而且很积极。由于他们很左,后来在北京的外国人,给我父母这个圈子或者说这一派人起了一个外号,叫“百分之三百”。意思是说,百分之三百的布尔什维克,就是中共号召什么,他们就三倍地拥护。

  我记得六年级写作文的时候,可能是受我父母政治上敏感的影响,我的一篇作文还引用了毛主席语录。那篇政治化的作文得到了表扬。

  中国那个时候处在被围困的国际环境中,什么“美帝国主义的包围圈”,我觉得人们普遍有一种抵触外国的情绪。这种警惕性,其实我也挺高的。

  我第一次离开中国是1958年吧,我父母带我们哥儿仨回了一趟英国。那是我第一次所谓的“回国”,实际上对我来说是“出国”。我们先到香港,再到英国。我记得我走在街上,还指着一些人跟我爸说:这人是特务吧?那是帝国主义的吧?我那时就很有这方面的防范意识,一出国就觉得,眼前这些人里恐怕有好多是坏人。

  1964年我考中学时,报考的第一志愿是101中学。由于考分不够高,人家没要我。我第二志愿报考的是北大附中,被录取了。我先到英国上了一年学,再回中国就推迟了一年报到,等于说我比同龄的人晚了一年。

  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是68届老初一。

  美国“窝头”

  那时候,北大附中也有一些外国人的孩子。我们班三十几个学生,就有三个外国人。除我之外,还有一个混血的法国人,是程砚秋的大孙子。还有一个米马克,他爸可能是美国码头工会的,1965年才从美国来到北京。

  米马克哥哥的中文名字叫米克里,长得挺壮,穿着个棉猴。这人特革命,跟中国同学一块开忆苦会时,他也忆苦,可他是忆美国人的苦。他说:资本主义就是苦,美国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整天净吃窝头。我们问他:美国的窝头什么样啊?他说:就是Muffin(注:松饼),那就是窝头。我们当时都被唬住了,还信以为真。多年以后我才发现,那个美国“窝头”多好吃啊。

  由于我们这个家庭对中国政治的热衷,所以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发起,我很快就接受了,并且高高兴兴地投入进去,有时还骑自行车到处去看大字报,特关心国家大事,特投入。

  北大附中是一个寄宿制的学校,全北京也没几所。首先住校本身,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就反映了社会地位。北大附中是一个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地方,我的同班同学里头就不少。这帮人在政治问题上很敏感,而且特牛。我觉得文革中这是个关键。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由谁挑起来的?都是那些特牛的、初三的和高中的干部子弟,号称“牛宫彭”,即牛皖平、宫小吉、彭小蒙。所以我说,红卫兵一个是政治敏感,一个是有背景。

  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出来后,我们班上一些同学议论这个事,就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可不嘛,我们是打天下的,他们被打下来了,那这些人家里肯定是怀恨在心,是要择机反攻倒算的,这是人之常情嘛。我得老实地说,我当时觉得好像是有这么个道理。

  北大附中“红旗”组织起来的时候,同学们就比家庭出身,还论资排辈。一说谁的父母是共产党员,还得问是什么时候入的党。好,那我爹是1935年入的共产党,也就是说我们弟兄几个的“家庭出身”没问题。

  我觉得红卫兵的政治因素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朋友的私交关系。孩子们平时玩都是抱团的,那些爱折腾的往往就凑在一起了。我从小就淘气,属于爱折腾的,我要好的几个同学都是这样的,文革开始后,我们就都积极参加了。那些文绉绉、爱学习的同学,可能对这个不那么感兴趣。

  文革中的青春

  那时候,学生们、特别是红卫兵们都喜欢穿军装。我也经常穿军装,觉得特别方便,那么多兜儿,放什么都行。还有武装带,大家都说,这皮带可以用来抽人、抡人,可是我一直没用上,没抽过人。

  有一回,我们红旗的队部被砸了。后来听说是体育学院干的,打不过人家,就说得了,算了吧。我们就开始想,要有点防御措施。

  我记得我们的宿舍楼是个五层的筒子楼,好像二、四层是女生,一、三、五层是男生。二、四楼把西头给堵了,一、三、五楼把东头给堵了,反正就是男女生是串不了的,不走一个楼梯。正好我们是在五层,上边有个口能爬上楼顶去,就像做工事似的,搬一些砖头瓦块摆在楼沿边上。有人还把暖气都给拆了,把那暖气片、铁棍分拆开,也放在楼沿边上。可是后来也没人来攻打我们。

  北大附中早先有种死气沉沉的劲儿,文化大革命搞起来以后,倒是热闹了。原来男女生的界限分得可清楚了,这一文革,男女生之间就开始来往了。特别是军训以后,学校开始组织一些集体活动,男女生都在一块。

  那时我住校,我们几个男生和几个女生,负责守卫北大附中的南门。我们都盼着黄昏时候那段自由活动的时间,因为那段时间,可以和女生们交流。我那时心情特别好,心里有一种暗暗的、朦胧的兴奋。因为其中有一个女生,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她,但是不敢说出来。不过,这时能够跟她一块说说话,我就觉得很得意了。我记得后来有一回中午去运河游泳,就在空军指挥学院那边,我看见她了。哎呦,好美啊。那种朦胧的感觉,挺兴奋的。这是文革前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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