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4章 存在主义的萨特

  第434章 存在主义的萨特 “我的生活是从书开始的,它无疑也将以书结束。”这是萨特对自己作为一个执著的知识分子的生平概括。 让·保罗·萨特是法国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存在主义的最伟大代表。1905年他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他只好随着他的母亲迁居于巴黎外祖父家。他的外祖父是一个德语教师,在这里他开始进入书的世界。 1915年萨特进了亨利四世学校六年级读书。但两年后,因母亲改嫁,他又随母到了继父所在的拉罗舍尔的一家船厂。 1920年,他回到巴黎,继续读中学。这时他已经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最早开启他走进哲学大门并对他产生长远影响的是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叔本华、尼采,特别是柏格森的著作使他受益匪浅。 1924年,他进入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攻读哲学.五年以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哲学教师学衔考试,遂任中学教师多年。 1929年,萨特与波伏娃相识,共同的志趣使他们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并且相伴终生。西蒙娜·德·波伏娃也是法国著名的作家,代表作品有《女客》(1943)、《他人的血》(1945)和四部回忆录等。她的女权主义论著《第二性》(1949)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她虽然从未跟萨特举行过正式婚礼,但却是萨特的忠实追随者和终生伴侣。 在服了一年半的兵役之后,1931年起萨特开始任勒阿弗尔中学哲学教员。这时他开始接触胡塞尔哲学,很受鼓舞。 1933年至1934年,他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研究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还读了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以及黑格尔等人的著作。这时他已形成存在主义思想,特别是现象学本体论的思想。他在当时写成的《自我的超越》、《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思想:意向性》两篇文章就是对他的存在主义的一些基本观念作了初步的论述。 萨特在1934年10月回到法国后继续做中学教师。从这时开始,他陆续发表作品,有哲学著作《影像论》、短篇小说《墙》和著名的中篇小说《恶心》,这标志着他写作生涯的开端,而且是起点很高的一个开端。 萨特的文学处女作,短篇小说《墙》是存在主义的文学名篇。小说以第一人称为叙述视角,主人公是西班牙内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战士伊比塔·汤姆和无辜群众朱安。他们被捕后都被反动派判处了死刑。作者详尽描写了他们在临刑前夜生理上的恐惧:朱安尖声叫喊,变颜变色;汤姆唠叨不休,小便失禁。“我”头痛欲裂,汗如雨下。不过,在心理上“我”依然保持着镇静,认为生与死只有一“墙”之隔,它就是对死亡的恐惧,当意识到“生存即死亡”,生与死毫无差别时,就可以超越隔墙,获得自由,所以“我”的“自由选择”就是宁死不出卖战友雷蒙·格里。萨特完全是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理解革命者的。临刑前,伊比塔为了戏弄敌人,提供了格里藏在墓地的假口供,因为他知道格里隐藏在堂兄家。谁知格里因为与堂兄发生口角而出走,他又不愿连累别人,鬼使神差地竟然转移到了墓地。敌人果真捉到并杀害了他,伊比塔则得以活命。当“我”听到这一消息后昏倒在地,醒来后不禁“狂笑起来,笑声如嚎哭一样凄厉”,最后“笑出了眼泪”。世界就是如此荒诞,不可理喻。 发表于1938年的日记体长篇小说《恶心》也是萨特的代表作。它被称为“哲学日记”,是一部直接阐述存在主义思想的典型作品。小说没有什么故事情节,主要写青年历史学家安东尼·洛根丁的恶心感——对荒诞世界的深深厌恶。 二战爆发以后,从小患眼疾的萨特像一只“社会动物”被送上了战场。 次年5月,恰好在他35岁生日那天,萨特在洛林被俘,在集中营关了10个月后因视力不佳获释。回国后,他参加了抵抗运动。 “战争使我必须干预生活”,在这场莫名其妙的战争中的这段莫名其妙的经历,对萨特日后对待政治生活的态度发生了重要影响。令人惊叹的是,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萨特仍能潜心阅读和写作,动手创作了长篇小说《懂事的年龄》,并写下大量的哲学笔记,成为后来《存在与虚无》的基础。 从1943年起,萨特开始专门进行创作。并且在同一年,写成了他的哲学代表作《存在与虚无》,奠定了他存在主义哲学大师的地位。 1945年,他创办传播存在主义思想的杂志《现代》。从50年代起,萨特积极投身于世界和平运动,旗帜鲜明地反对侵略行径,如美国侵朝、侵越,苏联出兵匈牙利、捷克、阿富汗等。 在战后法国和世界各种社会政治势力的斗争中,萨特尽管时有摇摆,总的说走的是一条中间偏左的道路。他不赞成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但也不反对社会主义。1945年,他拒绝接受法国官方授予他的荣誉团勋章。 1964年,他更做出了一个令世人瞠目结舌的决定,拒绝接受瑞典科学院所授予的诺贝尔文学奖。 在50至60年代,他对法国政府所进行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进行了激烈的谴责。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战后有所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他力图冲谈《存在与虚无》等著作中所表述的个人具有绝对自由的观点,强调维护个人自由要与尊重他人自由结合起来,把自由与责任联系起来,甚至认为要在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来理解个人自由,甚至还想调和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1956年以后,萨特将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融合起来的倾向更加强烈,他1957年开始写作的《辩证理性批判》便是反映他这种倾向的代表作。此观点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所谓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代表。 萨特晚年仍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特别是支持资本主义社会中左派学生和青年的反抗运动。他是1968年发生于法国的所谓五月风暴的积极支持者。 在哲学上,他有不断更新自己理论的愿望,但他既没有投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也没有真正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承认自己始终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在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中宁肯选择存在主义。 作为一个存在主义的哲学家,萨特在理论上的建树并不高于他的先行者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然而,由于他同时是西方声望卓著的作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善于用戏剧、小说等文艺形式通俗地表达晦涩艰深的存在主义哲学内容,也善于使存在主义适应西方广大资产阶级和青年学生反抗现实、维护个人自由和尊严的政治要求,这就使他在哲学上的实际影响远远超出了其他存在主义者。 作为存在主义哲学的形象解说,萨特的戏剧比小说影响更大。《苍蝇》是他的第一个剧本,也是他最享有盛誉的剧本之一。也正是因为这个剧本创作的成功,瑞典学院授予萨特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剧本取材于古希腊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俄瑞斯忒斯》。但那是一些个人存在屈从于命运安排的悲剧,而《苍蝇》则不然,这是一出个人存在敢于反抗命运、自由选择、自我创造的悲剧。也就是说,作者在古希腊悲剧中注入了存在主义哲理,用以说明:尽管生活是荒诞的、不合理的,但是自我选择是不可阻挡的。只要是为自己的自由采取行动,就能获得肯定的意义。 虽然,萨特拒绝了诺贝尔文学奖,但是瑞典学院对他的评价却是相当准确而深刻的。“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已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 1980年4月15日萨特病逝。数十万人沿街伫立为他送葬,其盛况只有雨果的葬礼可与之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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