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为何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毛泽东为何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毛泽东为何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核心提示:国家试图根本改变农民,而农民也在以某种形式改变着国家。农民的瞒产私分,推动公社制度由量变到质变,成为人民公社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所以毛泽东曾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

  文章摘自:《青岛生活报》2011年04月06日第06版,作者:高王凌,原标题:毛泽东为何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

  “统购统销”制度

  瞒产私分,是指人民公社时期,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

  农民们为什么要“瞒产私分”?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人口增多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工业化的要求,农产品的需求也急剧增加,供给相对不足。为改善这一状况,1953年,中央决定对粮食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制度,1955年正式在全国试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该制度规定,农民生产粮食必须“先交公粮,后卖余粮,剩下的才是口粮”,集体组织成为分配制度的执行者。

  据调查,早在1957年,浙江吴兴县塘南乡286个小队中,除48个小队是自觉报实外,其他238个小队都瞒报产量,这些瞒产队占总小队数的82%。而塘甸乡情况更为严重。全乡23个高级社222个小队,每个社队都有隐瞒产量行为。又例如,湖北省麻城县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的粮食1969万斤。诸如此类的瞒产私分,数不胜数。

  据山西省太谷县古村公社吾村干部俦小介绍,在很多地方,1959年春起就开始挨饿,但是,吾村几乎整整撑完了一年,就是因为1958年没把粮食都交给国家。那年,吾村打了100万斤粮食,上头说要交200万斤,俦小说只有70万斤,这样留下了一批粮食。

  从表面上看,瞒产私分是“损公利私”,但它是农民为解决饥饱问题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是农民在国家征购任务过重、“剪刀差”过大的条件下,维护个人利益的变通。

  公社制度变迁

  农民的瞒产私分不仅改变了人民公社制度的内在结构,而且成为推动人民公社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

  对于农村的瞒产私分,毛泽东考虑很多。广东省1959年1月27日关于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引起毛泽东对农村瞒产私分的注意:一方面他认为“瞒产私分粮食一事,情况严重,造成人心不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瞒产私分是公社成立后,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惧怕集体所有制马上变为国有制,‘拿走他们的粮食’,所造成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2月23日,毛泽东南下,对天津、山东、河南三省进行了调查研究。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生产队为什么私分,你不让他公分嘛!”

  1962年2月,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决定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小队(后统称生产队),以后又将这一经营管理制度载入《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中。虽然这一调整并没有彻底纠正人民公社体制的弊端,也没有消除瞒产私分现象,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农民休养生息,有利于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对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社有制到队有制,这一转变一定程度上是由农民的瞒产私分引起的。国家试图根本改变农民,而农民也在以某种形式改变着国家。农民的瞒产私分,推动公社制度由量变到质变,成为人民公社制度变迁的重要力量。所以毛泽东曾说:“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

  从“偷粮”到借粮

  相对于组织严密的瞒产来说,“偷粮”是一种更为常见的形式。以山西省大谷县上村为例,队里小麦每人规定只能收15斤,因此,粮食怎么也不够分,农民只好偷粮。有的是在农作时就偷了,在地里当即把麦捆抖乱,扛回,对外说是捡的,最多一次能扛回300斤。偷得最多的是玉米和高粱。农民在下地时捎带,或是夹带在身上,或放在箩头里,上面盖上草。

  怎么个偷法,可谓是广泛发动了“群众的智慧”。最夸张时,发展到村组织监守自盗,巡田的故意留下破绽好让自己人去偷,否则就饿肚子。

  还有诸如借粮(村民向队里借,队里向国家借,生产队之间互借,有借无还)、捎带、私下吃喝等做法,都是挑战明面分配方案的常用做法。正如当时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所说:瞒产的花样,真是多得很,“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逐步退出历史舞台,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包产到户)成为农村所有制的主流——“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粮食连年丰产,农民们不再出现“瞒产私分”的行为,生产劳动积极性也大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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