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锤定音:决定小平和中国前途的长沙谈话

  一锤定音:决定小平和中国前途的长沙谈话

   邓小平

  1974年的12月中下旬,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的阶段。12月14日,周恩来审阅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分配方案后,致信王洪文和政治局,提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和体育等方面代表的名额。18日,周恩来同邓小平谈话。当晚,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草稿)。20日,周恩来致信王洪文和邓小平,对修改后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表示基本同意。

  12月21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江青、姚文元、纪登奎、吴德参加的部分在京政治局成员会议,讨论四届人大人事安排问题。会上,江青、张春桥等人极力吵闹,设法将其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部门。江青等人知道,这是参与组阁的最后机会了。会后,周恩来同李先念、纪登奎交换意见,认为教育部要坚持让刚刚解放的老干部周荣鑫当部长,文化部和体委两个部门可以做些让步。此次会议后,根据会议讨论情况,周恩来草拟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名单的第一、二方案,送叶剑英、邓小平、江青、张春桥等阅。在此之后,经过考虑,周恩来又将陈云和韦国清增补进副委员长名单之中。22日,周恩来将所拟名单的三个方案,送毛泽东参阅。

  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进入了最后冲刺阶段。12月23日,根据政治局的意见,主持筹备工作的周恩来、王洪文前往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行前,医务人员发现周恩来大便中有潜血,需立即进行检查治疗。要顾及身体,就不能去长沙,可是,周恩来不能不去长沙。如若让王洪文一人前去,就会给江青一伙以极大的可乘之机,后果不堪设想。目前,斗争已进入白热化的最后阶段,绝不能功败垂成,周恩来一定要去长沙。他早已将个人生死安危置之度外。他说:“既然把我推上历史舞台,我就得完成任务。”周恩来强撑病体毅然出行。离开医院时,他消瘦而又虚弱,到了机场,虽然感到费力,却意志坚定地走上了飞机。周恩来是在用自己的生命,进行最后的一搏。

  12月23日到27日,在长沙,毛泽东同周恩来和王洪文进行了四次谈话,三次是三人一起谈的,一次是同周恩来单独谈的。在这些谈话中,毛泽东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他说:“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毛泽东说他对江青提出“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他责成江青等人作自我批评,并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但又说,对江青要“一分为二”。对于邓小平,毛泽东明确地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对着王洪文说:“比你强。”在报告叶剑英当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时,毛泽东进一步提出:“小平要担任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总参谋长三个职务。”毛泽东对周恩来和王洪文说:“你们留在这里谈谈,告诉小平在京主持工作。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你身体不好,四届人大之后,你安心养病,国务院的工作让小平同志去顶。”关于四届人大及人事安排,毛泽东指示,在召开四届人大会议前,先召开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建议在四届人大前召开的十届二中全会上,补选邓小平为常委或中央副主席。毛泽东当场明确指示,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还就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各部部长具体人选提出一些意见,提议由张春桥兼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12月26日,是毛泽东八十一岁生日。这一天,毛泽东与周恩来单独谈话。毛泽东谈了他一贯关注的“无产阶级专政”和“防修反修”的问题。萦绕在这个八十一岁老人心中的,仍然是这些解不开的重大理论情结。毕其一生的精力和实践,他一直探索和追寻着答案。在人生的最后岁月,他仍思考不辍。但是,最终,他找到答案了吗?他能够找到答案吗?这样锲而不舍终生执着追求,却最终陷于不能自我解脱的困惑境地,这是最为可叹的。在与周恩来,这个与他相处了半个世纪的老战友的最后一次促膝长谈中,毛泽东谈到,要尽快解放一批干部,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两位年事已高,并且均已时值迟暮岁月的老人,谈到人大的人事安排问题,并最后敲定了人事方案。周恩来知道,以后,可能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与毛泽东推心置腹地长谈了。一向顾全大局的周恩来,坦诚而严肃地向毛泽东谈了江青和张春桥的历史问题。毛泽东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是的,毛泽东早就知道江青和张春桥有历史问题。当初,为了用江青和张春桥等人发动“文革”,毛泽东不让提这个问题。到了现在,事情发展到这样的地步,毛泽东更不会提这个问题了。要是换了别的人,如果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早就会被批判打倒。可是在“文革”中,根本没有什么衡量是非对错的统一准则。政治的需要,就是标准。虽然在这件事上,周恩来的提醒并没有产生作用,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在中国政坛上举足轻重的政治家——在长沙的这次谈话,对于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对于中国未来的政治前途,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在周恩来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同时,父亲在北京忙碌地工作着。除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外,他还要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主持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人选安排,代表中央起草有关报告,并与邓颖超商谈周恩来的病情及治疗方案。同时,他密切地关注着长沙的动向。他知道,在长沙,在周恩来的身上,担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

  分析一下这一段的形势,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支持周恩来和邓小平的,也严厉地批评了江青一伙。但是,在“文革”中,意料之外的事情随时可能发生。周恩来在长沙与毛泽东谈得怎么样,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知道,在这个非常时期,整个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皆系于毛泽东一人之身,皆系于毛泽东的一念之间。凭着自己所亲身经过的政治经历,经过多年的反复思考,父亲深深地感到,这种把党和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人之身的状况,实在有太多的问题和弊病,甚至是危险的。但同时,他也深知,这样的一种政治状况,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更不是因一时一事而形成的。这种体制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错综复杂的原因。要知道,中国从长达两千年的封建主义,没有经历过任何意义上的民主主义阶段的过渡,一步跨进完全现代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和人民,从思想上、理论上、观念上,甚至于习惯上,都要进行许许多多的更新和改变。这一改变需要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不可逾越的,是需要假以时日的,是需要付出代价的,甚至需要付出极其痛苦的代价。

  12月27日,虽然身体极度疲劳,但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周恩来的心情很好。四届人大各项安排,特别是人事安排,已由毛泽东一锤定音。在这一场生死恶斗之中,毛泽东再一次用清醒和理智,扶住了那个极不稳定的政治天平。

  1974年的最后几天,在北京的最高领导们异常繁忙。12月28日,周恩来召开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等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毛泽东在长沙几次谈话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出席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在那个一人定乾坤的时代,虽然没有履行正式手续,但毛泽东说了让邓小平担任政治局常委,邓小平就是常委,至于手续,以后可以补办。在“文革”中,这样的情况屡见不鲜。这次会后,周恩来批告王洪文,将毛泽东审定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份名单(草案)印发政治局全体委员。

  29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在长沙的几次谈话内容和毛泽东的各项指示。到会政治局成员一致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并通过了经毛泽东审阅批准的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两项名单。

  1975年,就在这一片繁忙之中不知不觉地开始了。

  四届人大召开在即,中央加快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1975年1月的工作日程表,是一天接一天进行安排的,甚至是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进行安排的。

  1月1日,周恩来同邓小平和李先念谈话。同日,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通过了由邓小平代表中央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

  3日,周恩来主持有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等问题。

  4日,周恩来和王洪文联名向毛泽东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并送去讨论通过的人事安排方案。

  5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1975年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同时,任命张春桥为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6日,周恩来主持由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继续研究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各项议程。

  1月8日至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讨论了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决定将《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国务院成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人代会讨论。会议追补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会上讲话,他说,在二中全会闭幕前,请示毛主席有什么话要说,主席讲了八个字,“还是安定团结为好”。

  十届二中全会为四届人大定下了“还是安定团结为好”的政治基调。毛泽东想安定,全国人民想安定,“文革”动乱八年多了,人心思定呀。毛泽东认为,经过八年的“革命”运动,经过他近来的一番苦心安排,应该也可以达到安定了。但是,他没有认识到,八年“文革”所造成的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政治局面,想要通过一个多方平衡、多种妥协的人代会来解决问题和达到安定,是根本不可能的。更何况,以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为一方的老革命家,和以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首的“文革”势力之间的关系已形同水火,绝对不能相容,想让这根本敌对的两者之间达到“团结”,是完全不可能的。其实,在这场斗争中,政坛上的两大对立面,都是要通过这次人代会的机会,创造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政治局面。江青一伙要觊觎更大的权力,以便在毛泽东身后,全面夺权。而周恩来、邓小平等却是要对“文革”的错误进行纠正,努力挽回动乱带来的巨大损失。

  1月12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对四届人大会议的各项议程做最后的研究和确定。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正式召开。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内,灯火通明,庄严肃穆。在主席台的第一排上,右边坐着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和领导人。左边坐着以王洪文、江青为首的“文革”势力。两个阵营,界线分明。双方都明明白白地摆下了对立的阵势,已不再有任何掩饰。

  会上,由周恩来总理作《政府工作报告》,张春桥作《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

  当周恩来走上大会讲台,全场二千八百六十四名代表情不自禁地用热烈的掌声向他表示致敬。这掌声经久不息,人们心头激情难平。周恩来激昂而郑重地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在报告中,周恩来重申了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万人大礼堂华灯的映照下,听着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人民发出的掷地有声的宏伟誓言,代表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再次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他们对周恩来的最崇高的敬意和爱戴。

  四届人大通过了对宪法的修改,通过了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选举和任命了全国人大和政府机构领导人员。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董必武、宋庆龄等二十二人为副委员长。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等十二人为副总理。国防部长为叶剑英,计委主任为余秋里,建委主任为谷牧,教育部长为周荣鑫,铁道部长为万里,财政部长为张劲夫,石化部长为康世恩。文化部长和卫生部长分别是江青一伙的干将于会泳和刘湘屏。

  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作用,在共和国的史册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会议的成果是很大的,也是来之不易的。尽管困难重重,尽管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文革”错误和问题,但是,在坚决而奋力的斗争之下,以周恩来、邓小平为首的正义力量,取得了在当时所能够取得的最大成果。通过这次人代会,中国确立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这一目标反映了民心民意,鼓舞了全国人民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斗志。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接受了时间的考验,并在今后,成为中国长时期的发展战略。本次会议产生了由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机构,尽管在文化、卫生等部门仍被江青一伙安插了人,但更多的有经验有工作能力的老干部进入了国务院的工作班子,为以后进行全面整顿准备了好的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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