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6章 世上最美的坟墓——托尔斯泰墓

  第316章 世上最美的坟墓——托尔斯泰墓有这样一座坟墓,它没有高大坚硬、雕刻精美的墓碑可以留存千年,也没有威武雄壮的外观可以吸引他人的注意,更没有占据显眼地位以显示其非凡的身价,它甚至连记载墓主名姓的文字都没有留下一个,但却被举世公认为最美的坟墓。它静静地躺在一片郁郁葱葱的桦树林中,春天,它周身开满繁星似的小花;夏天,历史故事代之以萋萋的芳草在微风中轻轻摇摆;秋天,片片黄叶飞来,覆盖住它那小小的身躯;冬天,这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已分辨不出哪里是它的墓地。然而,这条小小的土埂却使全世界的人在靠近它时都放轻脚步,摒弃一切喧嚣,向它凝神致敬,因为,这里躺着一位巨人,他叫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 托尔斯泰生于1828年9月9日,他的父亲是一位伯爵,后来托尔斯泰承袭了爵位。生活在这样的一个贵族家庭中,托尔斯泰并没有成长为一名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相反,他从小就表现出对贵族生活的天然反叛。他鄙视贵族社会的繁文缛节,厌烦上流社会的生活,甚至憎恶家族的财产,对下层人民尤其是广大的农奴表现出同情之心,认为这是社会黑暗和不公的产物。 托尔斯泰在大学期间接触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退学后回到故乡经营自己的田庄。他的大半生都是在自己的庄园雅斯纳雅·波良纳度过的。在23岁的时候,他加入军队到高加索服役,并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任炮兵连长。28岁时,他退役回家。这段亲身经历的战争生活成为日后不朽著作《战争与和平》的创作素材。 托尔斯泰的早期创作是从高加索开始的。从1852年开始,他陆续发表了自传性三部曲:《童年》、《少年》和《青年》,显示出了他的心理分析的才能,同时说明他已具有民主思想。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称这种心理分析为“心灵辩证法”。此后,托尔斯泰创作了不少中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卢塞恩》、《哥萨克》。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的思想一开始就处在矛盾之中,他进行着艰苦的思想探索,既不满贵族社会,也厌恶资本主义,可又找不到理想的途径解决这些问题。 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文学史上诞生了两部光耀千秋的著作:《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是托尔斯泰呕心沥血的思想结晶,他试图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来探索俄国社会的出路。 历史题材的《战争与和平》是一部四卷本,约120万字的宏篇巨作。它以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为中心,写出了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交替出现的广阔社会生活,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历史画卷。这部小说总共描写了559个人物,各个阶层都涉猎到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士兵,而以包尔康斯基、别竺豪夫、罗斯托夫和库拉金四大贵族为主线,反映出各阶层的思想情绪,提出许多重大问题,诸如政治、哲学、社会、道德等。在宫廷贵族与庄园贵族的对比之中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颂扬了作为俄国先进贵族典型的安德烈和彼尔。《战争与和平》庞大严整的结构布局展现了人民战争的宏伟规模,具有了史诗的性质。不足之处是作者竟然把国家前途寄希望于先进贵族的身上,而且流露出鲜明的宿命论思想。 《安娜·卡列尼娜》是作者1870年开始构思,1873年动笔,历时5年于1877年完成的一部现实生活题材的著作。剧中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出身贵族,良好的教养,非凡的气质,加之以美仑美奂、历史故事倾国倾城的外貌,使她近于幻想中的完美。(据说安娜的形象塑造并非凭空虚设,而是作者托尔斯泰曾经邂逅过大诗人普希金的大女儿,就以她为原型创造出来的。)难能可贵的是,安娜还具有一颗求真向善的心灵,她性格倔强,意志坚定,对真正的爱情抱着纯真的信仰和追求。然而在她还是少女的时候,姑母把她嫁给了卡列宁,一个大她20岁的思想僵化、呆板冷漠的男人。安娜与他毫无感情可言,只是在封建礼教的维系下保持了8年的家庭生活,直到安娜遇到了她所钟爱的情人沃伦斯基。沃伦斯基年轻英俊的外表、潇洒的气质使安娜着迷,以为找到了爱情的寄托。安娜勇敢地走了出来,然而上流社会虚伪的礼教不能容忍安娜大胆的行为,而沃伦斯基也逐渐暴露出他那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他只是迷恋于安娜的美貌,并不能接受安娜真正的感情。当现实全部展现出狰狞可憎的面目时,安娜选择了自杀。她从容地离去了,是的,这个肮脏虚伪的世界是容不下安娜这样品质高洁的人的。 小说另外安排了一对青年的婚姻作为安娜的对比,反映了俄国社会存在的众多问题,如政治、宗教、家庭、妇女等等方面的问题。这是俄国文学史上的又一座丰碑。 托尔斯泰的一生笃信基督教。到了晚年,在仍然没有找到社会出路的情况下,他更加寄希望于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历史故事以期能拯救人的灵魂,达到生命的和谐与纯净,从而形成“托尔斯泰主义”。他晚年写的长篇小说《复活》表现出对俄国旧社会空前激烈的揭露和批判,而对“托尔斯泰主义”的宣传也更加集中。 《复活》的写作基础源于真人真事。故事梗概是:作为法庭陪审员的贵族聂赫留朵夫,惊异地发现站在被告席上被指控为杀人犯的妓女玛丝洛娃,竟是他十年前诱骗过的农奴少女卡秋莎。他在良心上深受谴责,并开始忏悔自己的罪过。良心未泯的他四处奔走,尽全力为被诬告的玛丝洛娃伸冤辩白。在上诉失败之后,聂赫留朵夫自愿陪同玛丝洛娃去西伯利亚流放。他真诚的举动终于使心如死灰、面如霜雪的玛丝洛娃感动了。聂赫留朵夫获得了心灵的解脱,而玛丝洛娃则重新树立起人格的尊严,他们两人都得以在精神和道德上“复活”了。 小说以这一故事为线索,全面暴露了沙皇专制制度的黑暗,在法庭上找不到公正,因为那些执法官员一个个都是寡廉鲜耻、昏庸自私的人,各怀鬼胎,无所事事,由此引申到沙皇政权的各个机构,都是无一例外的。此外,贵族地主的腐败,寄生的生活以及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祸患都在小说中得以充分暴露。农民们穷困窘迫,凄凉破落的生活,正是由于土地的私有制造成的。托尔斯泰在为人民大声地呼喊,他提出的问题正是当时俄国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问题。由此,列宁称赞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 但是,这部小说的缺陷是明显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托尔斯泰主义”的一种图解,宣传“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修养”、“宽恕”和“爱”等观念降低了它的思想价值。 托尔斯泰的人格无疑是非常高尚的。这当然源于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试图抛弃一切自私自利、寄生压迫的生活方式,在晚年他专心致力于“平民化”的生活:拒绝任何人的服侍照顾,拒绝昂贵的衣物食品,坚持吃素,坚持从事体力劳动,自己动手耕地、浇水、种菜、做鞋,甚至于还打算放弃他贵族的身份、特权和私有财产,为此他和家人激烈冲突起来,几乎达到众叛亲离的地步。他对家人忍无可忍,终于做出了离家出走的决定。 1910年11月,82岁高龄的老人第二次离家出走,年迈体衰的他不幸染上感冒,病倒在阿斯塔波沃火车站。11月20日,一代文豪在那里溘然长逝。 托尔斯泰认为,种树可以给一个人带来幸福,他的坟墓就安置在少年时他种过的几棵树之间。那样朴素、那样静谧,而这正是托尔斯泰高洁心灵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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